关于我国当代人口迁移的(最)新调查报告

湖南市场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前三十年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在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会被初级的服务业所取代，而能够聚集起服务业的，为其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和市场空间的，只有大型或者超大型的城市群。看清了人的流动趋势，就能找准财富的聚集趋势。

今天湖南市场调查公司带来这篇中信建投的报告，他们借助BAT带来的互联网大数据，把全国各个省市区域人口流动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让我们得以用更加多元化的角度来审视城市人口战争，为房地产行业城市之间的选择带来参考意义。

零和博弈——渐行渐近的城市战争

                                                                                                                  内生性人口红利的趋缓

回顾我国快速发展的30年，本质是人口红利加速释放的30年，这期间我国总人口净增加了3.24亿，其中15岁至64岁的人口数量保持了12年的连续增长，人口红利的快速释放也加速了城乡的聚集，2014年人口密度也比1980年增长了38%，城镇化率从80年代初不到20%的水平晋升至50%以上，带动了人口布局的重构，也推动了城市群发展以及房地产行业的需求释放。

但进入“十二五”末，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各个学界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人口总量增速开始下行，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至5%以下，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占比也出现拐头，抚养比正逐步抬升。我们此前在年度策略中做过测算，主流城市的购房年龄段主要集中于25-34岁和35-44岁，这部分人群从2015年开始，占比下滑斜率将逐步加大，虽然我们认为在2025年以前，25-44岁人口的总量依然可以稳定在4亿左右，但从大趋势来看，人口红利的下降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9%对33%，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

事实上，即使在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21世纪，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就已经开始。根据北京BCL的街道精度的数据研究，全国39007个乡镇街道的平均密度为873人/平方公里，到2010年则上升到977人/平方公里，人口增长的趋势延续，但是这10年间依然有33%的街道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而出现大幅增长的街道仅有9%。

这说明即使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一直都伴随着充满集聚效应和极端分化的过程，这当中城市边界的增长并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弈，这个现象将会在未来人口红利趋缓的过程中日趋明显，如何在接下来的10年中选对城市，掌握剩余人口红利，将是房企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研究这其中人口迁移的方向和原因是我们这篇报告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许农村居民迁入城市，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数量较少。从80年代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超大规模剩余劳动力成为全国城镇化的主体力量，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因此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梳理我国人口迁徙趋势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乡镇企业发展推动补偿性高峰

在经历了60-7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后，上世纪80年代进入恢复性城镇化阶段，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带来了城乡迁移的浪潮，尤其在1984年后，国家逐步放宽对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后，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在小城镇落户，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据统计，1979年至1981年我国人口省际净迁入量为626万人，净迁出为107万人，迁移活跃度较70年代明显提升。

当时的人口迁移表现具备以下特点：1、人口迁移还主要集中在省内。1985-1990年全国平均省内迁移率在20-30%左右，其中广东省省内迁移率达到40%以上；2、地区之间的迁移活跃度分化明显。总迁移率（最）高的北京达到74.2%，而（最）低的河南只有12.4%。

流迁人口的活跃也推动各个地区人口区域的变化，直辖市、沿海城市以及部分非农城市开始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开始显现，折射出改革开放进程对我国人口再分布的直接影响，而中西部省份以及东北省份向东部沿海城市迁移的趋势也在当时开始形成。

从区域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东部省市的人口吸引力开始初步彰显，而人口迁出（最）大的省市包括四川、浙江、黑龙江等中东部区域，“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成为当时小城镇发展模式的典型。